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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0日,公司及公司律师收到长沙泽洺的回复称“我方认为从郭建伟伙同贵司部分人员合谋盗盖我司公章、法人章及杭州兆恒公章、法人章,炮制《长沙泽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书》、《长沙泽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以及上海长江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入伙、退伙协议以及浙江众义达投资有限公司借款合同、打款流程等相关证据可以看出,这一系列的事件和时下人人喊打的“套路贷”手法属于同一手法,并最终导致长沙泽洺以及杭州兆恒处于背负巨额债务的风险,贵司应当无条件纠正错误,撤回对我司以及杭州兆恒的诉讼及仲裁请求。对此,我司保留向国家司法机关报案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的权利。”。

2019年1月10日,公司及公司律师收到杭州兆恒的回复称“我司在2018年5月之前对于浙江犇宝所主张的《长沙泽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书》、《长沙泽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书之补充协议》等相关文件一无所知,直到我司法定代表人薛青锋于2018年5月初收到浙江众义达投资有限公司诉长沙泽洺、唐万新、我司(原告起诉后撤回对我司起诉)、上海长江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犇宝、上海域圣借款合同纠纷讼一案材料才知浙江犇宝入伙投资长沙泽洺一事。在此之前,我司所有在职员工及前员工、股东均不知晓此事,长沙泽洺方面也对此一无所知。后经多方了解,才知晓系郭建伟(系上海域圣的实际控制人,上海域圣法定代表人高为民系郭建伟驾驶员)于 2017 年 6 月中旬左右未经我司同意,私自伙同贵司部分人员合谋盗盖我司公章、法人章,炮制《长沙泽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书》、《长沙泽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书之补充协议》等相关文件,并操作浙江犇宝银行账户于2017年6月19 日向长沙泽洺账户转账 1.7 亿元, 同日又操作长沙泽洺账户将该 1.7 亿元电汇至上海长江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此,我司的态度是对于合伙协议、补充协议并不认可其法律效力,对我 司不具有约束力,更不承认所谓的担保,并对相关人员保留追责的权利;补充协议第 2 条第 2.2 款、第 2.3 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对我司不产生约束力。同时, 我方认为从郭建伟伙同贵司部分人员合谋盗盖我司公章、法人章及长沙泽洺公章、 法人章,炮制《长沙泽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书》、《长沙泽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以及上海长江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入伙、 退伙协议以及浙江众义达投资有限公司借款合同、打款流程等相关证据可以看出,这一系列 的事件和时下人人喊打的“套路贷”手法属于同一手法,并最终导致长沙泽洺以及杭州兆恒处于背负巨额债务的风险,贵司应当无条件纠正错误,撤回对我司以及长沙泽洺的诉讼及仲 裁请求。对此,我司保留向国家司法机关报案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的权利。”。

对于上述情况,公司认为:一、有证据显示,公司存档有浙江犇宝用印审批材料,且杭州兆恒在其回函中并未否认其印章的真实性,并确认了资金流向的事实。二、因相关事项正在诉讼和仲裁过程中,故案件事实、法律关系及其定性和法律后果、法律责任等,有待相关司法机关依法裁决/判决,我公司将依法维护公司和股东权益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请明确说明公司为何未及时披露该对外投资事项,以及未予披露上述事项的决策人或责任人。

2016年公司经审计归母净资产为54.59亿元。浙江犇宝出资1.7亿元入伙长沙泽洺,成交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未达到《股票上市规则》9.2条规定的披露标准。但是,鉴于长沙泽洺的管理人杭州兆恒为私募基金管理人,根据上交所《上市公司与私募基金合作投资事项信息披露业务指引》(以下简称“披露指引”)规定,公司应当按照披露指引的要求及时披露该对外投资事项。

经自查,该事项发生时,信息披露的责任人为时任董事长黄万珍、时任董事会秘书何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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